作者:董小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深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作出部署,要求“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高效利用,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习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局。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慢慢的变成了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普遍共识。清洁能源是支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石,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过程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基础性作用。深化对清洁能源的认识,探索清洁能源高水平发展的路径,对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在人们的认知中,清洁能源是对环境友好、碳排放少、污染程度小的能源,但这只是对能源使用结果的描述,而非对能源性质的描述。清洁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不是相对的概念,二者在内涵上存在交叉。一般来说,清洁能源应该包括三层意思:一是零碳排放、无物质消耗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如水电、风电、光伏、潮汐能、地热能等;二是零碳排放但有物质消耗和废料处理的新型能源,如核能;三是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使用,如经过净化处理的低碳排放的清洁煤、清洁油、天然气等。发展清洁能源是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客观要求。
从理论逻辑看,“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拓展和延伸。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看,人类社会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双重维度的基础性关系。当前国际社会一致认为,二氧化碳过度排放是引起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重要的因素,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能源的生态属性意味着绿色转型需以清洁化、融合式的能源体系为动能。强调“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就为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来看,清洁能源必将成为传统化工燃料的替代。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生产力可分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二者之间相互渗透、交织,构成生产力发展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一方面,自然生产力总是跟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而发生更迭,清洁能源相较于传统化工燃料具有可再生性、清洁性、共享性的特征,不但可以解决传统能源资源在数量上的匮乏,还可以在替代基础上保护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自然资源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进入现代生产的全部过程,并经过劳动对它们开发和利用,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习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大力推进能源转型,清洁能源对传统化工燃料的替代也是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历史逻辑看,能源的清洁化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可以说,历次工业革命也是技术革命、制造业革命和能源革命的聚合。一般来说,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往往发端于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然后会通过制造业革命使技术在产业部门运用与扩散,并通过能源革命使生产获得新的动力。能源贯穿于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过程,根据主导能源的不同,世界能源史大致沿着“薪柴能源→泥炭能源→煤炭能源→油气能源→清洁能源”演进。随世界化石能源消费量的不断增大,化石能源对环境的污染和全球气候的影响日趋严重,全力发展清洁能源,慢慢的变成了全球共识。可以说,全球能源战略和供需格局已进入深度调整变革期,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已成为新一轮能源革命的必然趋势。
从实践逻辑看,发展清洁能源、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国际能源署指出,全球清洁能源产业已确定进入一个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期。各国能源战略的重心正在由能源占有向能源清洁利用转变,清洁能源发展已经被各国视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性支柱。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成本持续下降的推动下,全球清洁能源部署加速推进,一些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风能市场和制氢国,在太阳能光伏发电量增长贡献上表现突出,锂电池产量持续迅速增加,清洁能源产业开发利用规模居世界前列,产业链上中下游均具有非常明显优势,能源转型成效明显,清洁能源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未来,还需逐步推动清洁能源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的能源支撑。
能源的资源属性和产业属性决定了能源是工业生产活动的物质基础。现代化工业体系必然依赖于清洁、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并以此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从传统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关乎能源系统变化,同时也会引发经济、社会、环境等系统的深刻变革。
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全产业链优化。清洁能源产业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产业,要推动产业链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目前,我国清洁能源产业虽然在产能上处于领头羊,但还主要专注于生产工艺流程相关的技术创新,在先进材料、结构等方面的技术创新较为有限,部分核心生产设备仍需要进口。在产业链上,我国头部企业在专利研发实力上与国际巨头仍有较明显差距。因此,要从“研发—生产—消费”全产业链的所有的环节入手,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激发鼓励措施,帮企业减少相关成本、扩大投入,提高其主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制造业全产业链优势,不断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升级和创新。
构建安全稳定多元化的清洁能源供应系统。由于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存在着间歇性大、稳定性不高和可控性不好的技术性短板,没有一个国家选择一次性“连根拔起”的能源替代方式,而是“先立后破”。能源转型应坚守能源保供底线,兼顾能源供应能力与能源需求水平,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当前,我国还要发挥煤炭、煤电兜底作用,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用能需求。实践证明,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有利于实现能源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加快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清洁能源技术进步是能源转型成败的关键。清洁能源技术分为两类。一类是增强型能源技术,如美国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能源开发,其调节的是油气时代内各行为体之间的供需关系;另一类是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如石油加工利用技术、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技术、小型可控核聚变技术等。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已成为大国能源转型地理政治学博弈的焦点。近年来,我国在氢能领域及储能技术、节电技术、节油技术等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较快。然而,核心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技术仍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有的国家还很看重加强全链条技术储备,在碳捕捉、碳封存等方面有较强的技术优势。未来,我国要通过建立清洁能源实验室等,强化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颠覆性研发技术,实现光伏、风电、核电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提升我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能源转型将重塑全球能源权力结构和世界能源市场秩序,这与能源标准的制定关系紧密。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通行标准,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两个国际组织建立,同时区域性组织、非政府组织也参与标准的制定和推广。虽然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开发利用规模很大,但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相对滞后。为提升我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话语权,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拓展国际标准化交流合作范围。通过与区域性标准化组织加强联络沟通、深化合作,提升我国在标准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二是鼓励一流企业将技术创新与标准创制结合起来。研究表明,在能源领域的国际标准形成一般首先来自于企业提案。因此,在清洁能源领域,面对西方跨国公司“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的竞争趋势,我国的清洁能源企业应将技术创新与标准创制结合起来,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加大对国际标准的研究和创制,从而在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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